各路“心理救援部队”火速入川
心理“救灾”成当下急务
多支心理援助救援队已经奔赴四川灾区，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救灾”。5月16日，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组织的第二批6名专家奔向四川。随后，该所还将组织400名左右心理专家奔赴灾区。
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估计30%以上受灾群众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他还提到，灾难现场对那些参与救援的年轻士兵、医生以及在灾区进行报道的记者也会有所影响。
“我们不仅要把灾民从废墟中救出，还要让他们作为健康的个体回归正常的状态。”他说。
张侃是中国的顶级的心理学专家。
张侃估计，死亡群众的家属和受伤的灾民以及其它需要心理援助的灾民应该不下50万，而参与救助的军警部队和医护人员亦不会少于10万人，这样大概有60到100万的人员需要直接的心理援助。
此间专家说，重大灾难引起一系列心理反应如果过于强烈或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精神疾患。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20%,一般性心理应激障碍更为普遍。
此前的报道说，唐山地震后约有10%的严重受灾者会发生创伤后应急障碍。专家说，灾难创伤受害者在某一时期内，会处于一种害怕、悲伤、愤怒、无助感、罪恶感等的情绪状态中，做噩梦，失眠。灾难现场那些惨烈的画面在脑海里不停地闪现，身体上会重新体验在地震时的恐惧感觉。
中新社的报道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进行救援的的浙江省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组组长赵国秋称，通过他对在四川江油人民医院的伤员和孤儿进行心理危机评估，有三分之一的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
赵说，严重理障碍的症状，一般表现为睡眠障碍，有的人整夜不眠，恶梦不断；有的人惊恐，敏感，老是感觉房子要倒了，经常在睡梦中惊叫“快逃，快逃…”；有的人情绪十分低落，甚至表现出对身体的严重创伤以及丢失的财产毫无所谓。
成都市第四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袁茵对媒体称，根据成都四院的统计，“目前看到的心理出现异常情绪的，主要是孩子。”袁称，大地震过后，很多孩子对楼房、建筑物以及房间内产生恐惧和抵触情绪。有的孩子在房间里无法入睡，甚至哭闹不止。
其中一名住在江油人民医院的小男孩从被救出来至今，一直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对现实的一切都持以否定的态度，完全把自己封锁在虚拟的空间。而另一个温家宝总理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看望的12岁羌族孤儿刘小桦在回答赵国秋提问时候泣不成声，并大喊，“我说不出来，我不想去想，求你别让我去想了。”
相关报道说，研究还发现，地震孤儿容易出现频率较高的症状，比如控制不住回想受打击的经历；遇到与创伤事件多少有些近似的场合或事件时产生明显的生理反应；过分的惊跳反应；对未来失去憧憬等。救助者亦会产生心理问题
心理专家同时提醒说，大量没有受过训练的年轻士兵和医护人员，以及深入灾区报道的新闻记者，暴露在重大危机面前，灾区的惨烈和救助的无奈，可能使得他们的心灵短期内受到极大损害。
此间专家说，救援人员由于大量而艰巨的救援工作，目睹过多的伤亡和惨状，也可能出现一些心理反应，如：过于主动的去承担所有工作而导致心力、体力消耗过大，产生疲乏，为不能及时营救出更多的人而产生的内疚感、无助感，有的人在救援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出现和受害者相似的反应。
灾民在受伤后，可以获得救助，而救助人员本身则要连续不断的暴露在惨烈的场面中，“现在我们很多士兵、医护人员和记者都很年轻，甚至有很多是80后，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是很大的伤害。”
“其中参与救助的十万部队士兵，因为交通困难，有的战士要在那始终坚持下去不能轮换，不仅身体疲惫，而且心灵上受到的冲击程度是最大的。如何对这群人尽早的实施心理救援，也是我们这次工作的重点之一。”张侃说。
张侃同时指出，很多记者仓促上阵，“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因为没有心理防护的准备，有一些媒体的朋友在当地已经失去战斗能力，完全崩溃。”
南方周末记者亦获知，已经有媒体同行在采访之中始终处于悲痛中，情绪焦躁，多日无法睡眠。亦有同行情绪失控，对后方编辑哭闹，执意改变原有采访方向。
专家说，要对救援人员进行快速的基本心理干预技巧培训，一方面使得他们在进行救灾活动时能够对灾民进行基本心理疏导，另一方面提高其自我调节能力，避免心理枯竭，提高工作效率并维持工作热情。
安慰不当将引发更多心理危机
专家介绍说，灾后心理援助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应激阶段，这段时间里，生存是第一要务，在这一阶段，人们联合起来对抗灾难，心理问题并不明显。
第二个阶段是灾后阶段，一般是从灾后几天到几周之内。在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凸显出来，如果没有伴随相应的心理援助，灾民马上就会因为发现灾难的损失和重建的困难，而感到强烈的失落。
第三阶段是恢复和重建阶段，这个阶段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张亦同时提醒，一些志愿者的不当举措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有些志愿者已经突破重重障碍到达灾区，如果他们进入帐篷，直接询问受灾的群众，“比如你们家这次怎么样？谁去世了？你现在感受怎么样？这可能是一片热心，但是很可能引发受灾群众更多的心理的危机。”
事实上，一些看似正确的做法，可能会给灾民带来更多的心理伤害。“比如说，‘我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这么说灾民会很痛恨你，你能知道我的感觉吗？我儿子打死了，你儿子死了吗？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感觉。”
另外还有比如：你是幸运的，你还有别的孩子／亲属；你还年轻，能够继续你的生活／能够再找到另一个人；你应该要将你的生活继续过下去等等。（本网同时刊登心理专家提供的灾后常见心理问题手册）
“前天我看一个节目，一个小孩刚从地震灾区废墟里出来，他回忆过去一些经历，之后他很伤感，旁边的人说，你是男孩子，要坚强。其实这种话最好不要说，因为他刚受到很大的冲击，他需要宣泄，你要鼓励他宣泄。”张侃说。各路心理援助组入川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就在地震发生当天，中科院心理所已经将相关8条建议上报中科院，中科院凌晨紧急上报到中央办公厅，随后得到了肯定的回应。中科院心理所随后先后派出两批专家前往灾区。
“卫生部和科协正在进行总体协调的工作，中国心理学会有个注册系统有400个专家，我们已经把名单全部送交卫生部，随时可以调动。与此同时，我们也募集了懂心理学的志愿者，在心理学会的网站上，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已经有300位；而通过我们的心理学家大会，也已经联系了有500位，那么这些人我们给予适当的培训以后，根据前方的需要进行安置。”张侃说。
地震发生后，成都市四医院也启动重大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成立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干预，提供心理支持。而配备心理医生的浙江省医疗救援队也在5月14日飞赴四川地震灾区救援；由北京回龙观医院、安定医院等精神卫生专业医疗机构组成的专业心理救援医疗队亦赶往四川省地震灾区，开展专业心理危机干预治疗。
“要分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地区进行统一协调。”张侃说。“比如说一个学校倒塌了，80%的孩子遭到了不幸，剩下的20%的紧急实施心理援助，需要高水平的心理援助专家；而对于普通的战士，需要具有一般水平的心理学专家；对于普通的市民，需要不同的懂得心理学知识的科普工作人员来进行心理援助。”
“如果我们不分层次的进行援助的话，我们的专家是不够用的，而且也是在浪费专家，好的专家没有打到重点上。”
心理援助将是长期工作
“根据各国心理学研究的结果，经过灾难，多数人不仅能够战胜灾害，而且会变得更加的坚强，这是众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张说，“但是有少数人可能在三个月以后发生重大的心理危机，现在我们的干预就是要尽量的减少在未来发生重大心理危机的几率。”
而大规模心理援助的效果取决于心理援助的水平和心理援助的范围，“我们现在做得越多，他以后发生心理问题的几率就越少。我们可以大致估计一下，这次出现严重问题的人不会超过10%，有可能能控制在5%，多数人不会出现严重问题。”
不过已有的研究表明，地震对人的心理影响是长期的，特别是那些从灾难中劫后余生的人们。多项研究已经说明，地震造成的重大心理创伤会对受害者产生持久性应激效应。
在唐山大地震的发生省份河北，当地河北医科大学一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主任医师姚绍敏提供的病例显示，一个患者在大地震中失去3个孩子。每次看到和她家遇难孩子年龄相仿的小孩，她都止不住悲痛。在家里即使是大白天也要挂上窗帘，不挂窗帘就会出现震亡的小孩要从窗子进来的幻觉。
而另一名在大地震中被困废墟4小时的灾民，一次他到外地出差，住处忽然停电，他顿时感觉呼吸窘迫，如同又被埋在了废墟下。以后这种幻象逐渐加重，他不能再呆在封闭的环境里，到哪儿都要把门打开。
相关报道说，对母孕期经历大地震的青少年的调查也发现，母孕期遭受过地震应激的胎儿，成人后其情绪状态、智力水平和脑结构均较对照组有明显的异常变化。
张侃称，由中科院心理所与上海增爱基金会联合启动的“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将在受灾地区建立灾害心理干预基地，组织队伍为灾后重建提供持续心理援助。重点为受灾中心地区和附近地区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在校的幼儿、儿童及青少年及其家长和教师。
由于心理援助需要长期干预，本报记者获知，中科院心理所初步制定了一个为期5年的研究计划。心理学专家对采访灾区的新闻记者的几点建议
第一，抓紧时间多看一些灾后心理学辅导的资料。
第二，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以为就是去采访了，这次是非常特殊的，到了以后你会承受巨大的心理打击。如果你有思想准备，受到的伤害就相对少一点。
第三，不要做不是媒体要做的事，比如灾民哭，这跟你没关系，你拍下就完了，他要不要哭，跟你没关系。你是媒体，你不是心理专家，你也不是志愿者。
第四，要保证有足够的休息，身体疲劳就会更加脆弱，你就会受到更多的伤害。
第五，最好不要单独行动，特别是女记者。要结伴而行，在遇到惨烈的情况的时候可以互相有个支持。
第六，要及时轮换记者。
第七，记者采访回来后最好能够及时组织一些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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